财政政策论文发表
由于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明显优势和效果,为此,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财政政策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财政政策论文发表篇1
浅谈国外财政政策实践及启发
[内容提要]从1998年开始，我国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政策效果还有待提高.总结与借鉴国外几十年来财政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对提高我们财政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
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
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
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
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
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
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
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
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
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
“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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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尚长风.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财政政策，经济与科技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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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论文发表篇2
浅析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与改善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能力办的大事，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能力办的大事，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财政增收的同时，而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却在急剧扩大，1998&0;，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958亿元、1792亿元和2598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和12.7%，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和14.5%，如果再把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算进去，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缺口，政策性银行的呆账坏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的巨额亏损，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已高达58%，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标准;国债偿债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高达25%，而国外一般不超过8%.如果巨额的国债发行出现问题，其债务危机就会不期而遇。
2、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
财政投资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其投资行为、方式、领域和目的都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政府投资在非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地方争投资、争项目以及不切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搞“形象工程”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恶习又开始抬头。由于政府投资的过快扩张，项目投资只重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弊病比重明显。从近几年中央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情况来看，国债投资的挤占挪用问题、效益低下问题、浪费问题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3、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看，1998年和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9年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增长了43%，银行贷款增长4.8%，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增长1.2%，利用外资下降26.7%，这充分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替代了一部分私人投资。同时也表明，在供过于求的经济形势下，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结构比较单一，对刺激地方和公共投资作用有限，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一个时期国家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如财政专家陈共所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如同加大马力推动汽车爬坡，没有到达坡顶就减退马力，汽车就会退回。”“当前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旦撤下来，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全功尽弃。”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对增发国债引发的负面效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以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最大作用。
1、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
从国外的经验看，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增加财政支出，另一种是减税。而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同时对税收政策作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以此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单一依靠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做法，不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目前贷通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企业盈利的空间不断减少，甚至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大量存在，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只实行政府扩大投资搞基础设施项目，难以解决目前“企业盈利难、职工上岗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如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配合以减税政策，一方面就会使企业税负降低，盈利空间增加，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明显增加，民间投资信心就会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会使广大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日本曾经一度把消费税的税率由5%降到3%，使市场的销售转好，经济开始上升，但随即又把消费税的税率由3%提高到5%，结果经济又下滑。这一实例充分说明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小视。从近年来我国工商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来看，减税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而这一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3%，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充分表明我国税收政策是偏紧的。虽然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比国外经济发达国家低许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运用的统计方法不同，造成了观点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我国庞大的预算外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来计算，其比重就会与国外相差无几。
当然，减税政策的运用是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来定的。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减税政策可采取有限度地重点推进的办法。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一是对增值税的税基进行改革，实现增值税税基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尽可能将企业所得税降低到20—25%;三是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将压在农民头上过重的费和税都同时减下来。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对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应适当增加税负，以实现税负公平。减税的幅度应限定在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的增长部分。通过减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与同时GDP的增长相一致。2、财政政策与贷币政策协调配合
财政投资和银行投资性贷款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启动财政投资政策的同时，贷币政策必须与之协调，只有这样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当前要认真研究和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切实有效地带动社会民间投资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当前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中，银行信贷资金的比重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万多亿元，为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但从当前贷币政策的运用的结果来看，出现的情况是：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贷不断扩大，通贷紧缩日趋明显。这是金融政策上的制度性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技术性的松动效应。一些防范金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却紧缩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来源，造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大幅回落。为了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银行信贷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配合财政投资，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缩小和消除“存差”，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二是注重发挥银行政策性信贷的作用。银行投资性贷款大致可分两个类型：一是一般性投资，它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安排，银行是否投放贷款主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盈利状况。二是政策性投资贷款，主要是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重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及重要产业，并实行利率优惠政策。从国外情况看，银行投资性贷款结构也不完全是纯市场化或商业性的，政策性投资贷款占有相当比重。我国信贷资金运行要努力适应这一国际化趋势，针对我国政府财力不足和有限的矛盾，通过调整信贷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政策性投资贷款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是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带动银行信贷。财政贴息是指财政只代为支持部分贷款利息，而由项目本身负责本金和其他利息的偿还。它是政府投资性投融资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同时也可以有效动员和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几年来，在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我们运用了这种手段，取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后，要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并且还要扩大规模和范围。
3、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防范债务风险
为了防范因增发国债而导致的债务风险，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积极作用，今后要考虑三个问题：
一是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较低，但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较高，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说明我国目前发行国债虽有一定的空间，但国债所带来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70年代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代初期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水平不高，国家财力集中程度有限，国家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长期的高赤字和高国债无疑会增加未来国民经济的风险系数。因此，今后在考虑增发国债时，必须考虑国民经济的较低承受能力，考虑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偿债能力，把国债规模适当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
二是优化国债的结构。首先，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比重。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短期(一年以下)国债在全部国债中约占40——50%，这既有利于筹集资金，又有利于扩大央行的公共市场业务。而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可以满足国家长期投资的需要，延缓政府的偿债压力，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连续性。其次，优化国债品种结构，除发行国库券外，可增加建设债、可转换债券、储蓄债券等品种，以适应居民不同的投资需求，使居民应债能力尽可能得到释放。第三，优化国债使用结构，提高债务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比重，减少用于弥补非生产性的赤字的比重，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形成“以债养债”的国债良性循环体系。
三是实行国债的市场化改革。把目前有限的国债回购业务扩展成有效率的公开市场业务，使之成为调控货币流通、活跃贷币供求的主要市场。同时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使持债者减少对将来利率受损的疑虑。
4、加强财政投资管理，提高财政投资效益
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外，更应注重财政投资的效益，以保证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在财政投资过程中，财政部门负有重要的管理职责，其核心是要着力强化投资的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确保财政投资资金能够正确使用，避免国家财力的损失浪费。
一是加强对财政投资的全过程监管。对投资项目工程进行概预算审查，参与工程招标标底编制，加强对财政投资资金使用的事前控制;参与投资工程采购和对项目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查，严格控制投资资金使用;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查，核减不合理开支，真正做到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最大的投资效益。
二是规范财政投资资金拨款管理。严格投资资金拨付程序，减少拨款的中间环节，严格层层转包、层层克扣，避免挪用、挤占，确保各项建设资金安全、及时、足额拨付到建设单位，全部使用到建设项目上。
三是加强建设单位财务管理。帮助建设单位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监督制度，加强相应的监督检查，扭转财务管理弱化状况。当前要特别针对近两年国债投资中暴露的种种问题，重点加强对国债项目建设单位财务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