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如何挑大梁？
2022经济大省如何挑大梁?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6省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接近全国的6成，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实现互利共赢。那么今天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下经济相关知识，我们一起看看吧!
哪些省份是经济大省的“主角”?
按照哪些统计指标来衡量“经济大省”?目前，中国常用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GDP、财政收入、人口数量、工业总量、进出口规模等，据了解，目前并没有权威机构给出“经济大省”的评价标准。
我们采访的数位经济观察人士表示，近期中央会议对于经济大省的提法较为新颖，并且这一说法出炉后，可能会有十几个省份或者直辖市都认为自己属于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经济大省。记者注意到，参加8月16日会议的6个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无论是经济规模与比重、吸纳就业规模，还是对财政的贡献，这6个经济大省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匹“快马”。
从2021年GDP总量来看，排在前六位的省份就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其中，广东GDP超12万亿元，江苏GDP超11万亿元，山东GDP超8万亿元，浙江GDP超7万亿元，河南、四川GDP均超5万亿元。6省的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4成以上，贡献了40%以上的就业。
陈耀对我们表示，经济大省一般按照GDP规模指标进行衡量，目前来看，经济大省主要是指中国各省份GDP规模排名前五或者前十的省份。他同时认为，按照GDP指标，虽然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或许不在经济大省之列，但是其在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的引领带头作用不容小觑。
经济大省挑大梁如何施策
稳住经济大省的经济发展，就稳住了近半的经济大盘。
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经济大省人口多，要多想办法促消费，扩大汽车等大宗消费，支持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各地要加快成熟项目建设，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消费。
会议还强调，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要继续在改革上勇于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开放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同时，经济大省往往也是进出口贸易大省。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明显，2021年五大出口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5%。并且这几大省份的出口额维持着较高的韧性，即便是在全国出口额受全球经济冲击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年份，这几大省份的降幅均低于国内其他地区。
陈耀举例称，广东省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许多做法，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借鉴。比如，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得益于珠三角两岸的特色产业集群，科创成果能够在周边很快转化。另外，当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具有很强的市场敏感性，对前沿技术的跟踪紧密，使得该省的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在投资方面，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项目落地并拉动经济发展，通过政策支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方面，出台更多促消费政策举措，在包括汽车等大宗消费领域出台政策。外贸方面，要积极发展壮大外贸领先企业，鼓励各企业扩展海外销路;发挥好地理位置优势，打造特色外贸发展模式，例如可加快畅通粤港贸易通道，提高商务出入境便利性。”梁斯对我们表示。
经济大省财政如何担当
各地前7月地方财政数据陆续出炉。目前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江西等地已披露相关财政收支数据。在六个省份中，目前浙江、四川披露了前7月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浙江省前7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569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7%，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851.5亿元，同口径增长9.2%，高于年初预期2.2个百分点。
经济大省对中国财政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其财政实力和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综合来看，经济大省往往通过助企纾困、扩消费、财政补助等手段，进一步增强财政发力力度。
例如，广东省为中小企业参与采购提供便利，将对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从10%提高至10%-20%，将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采购份额由30%提高至40%，帮助中小企业增添订单、稳定预期。广东还实施新一轮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率先开展全省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如期实现“清零”目标。广东省是全国首个宣布隐性债务清零的省份。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与其他省份比，广东的财政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对中央净贡献大、省内区域财政分化严重、省级财政相对集权、财政收入质量高、税源相对聚集在主导行业、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债务风险低、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但财政体制迥异等。
虽然中央领导数次强调经济大省要保障国家财力主力作用，并对其寄予厚望，但是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也不是袖手旁观，更不能主动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而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准产业发展立足点，持续提升财政收入和税收贡献度，通过“一地一策”的办法和多种多样的市场化手段，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提升地方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步降低区域负债率。
陈耀建议，中国的一部分欠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在“双碳”背景下，可以依托用工成本低、空间大、拥有独特资源和环境等优势，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增长点。“比如，东北振兴，一是用新产业替代旧产业，用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下大力气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升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能，加强信用政府和诚信体系建设。三是加快对外开放合作，利用RCEP实施生效等契机，引进日韩、俄罗斯等东北亚地区的资本和技术。此外，辽宁沈阳等地可以和北京等国内先进城市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避免资本、人才和企业的逃离。”陈耀说。
梁斯认为，对非经济大省，促进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长期路径，要将财政资源运用到效益高、可持续的项目中。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地方财政资源运用水平。“短期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限制增量债务，挖掘民间资本潜力，采用合理方式减轻政府债务压力，长期则需要改革财政体制，推动财权事权匹配改革等。细化资金流向，确保财政专项资金跟着项目走，提高各类财政资源使用效率。” 梁斯说。
王丹告诉我们，非经济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自给率也低下，并且由于缺少优质的投资项目而产生了专项债券发行滞缓、投资效率低等问题。因此，这些地区应确保债券发行期限与地方偿债能力相匹配，并且积极引进高质量的项目，降低政府偿还压力。
宋雪涛建议，对于区域债务问题，一方面，要严控隐性债务，坚决不能新增隐债，同时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强化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堵后门”的同时也要“开前门”，提升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在缓解区域债务的压力。
据了解，目前一些非经济大省也争相向经济大省看齐，结合自身优势以及产业变迁趋势，调整产业结构。随着成本的不断提升，近年来制造业有产能从沿海城市迁往内陆城市的趋势。而西南、西北等省份存在成本优势、土地优势，正积极把握产业内迁带来的布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