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企业将如何前行

人们常说，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没有局外人。那么今天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下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企业将如何前行，我们一起看看吧!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格局

长久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的内在逻辑是效率优先：通过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进行全球化布局实现成本和效率最优，全球化的供应链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使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但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国产业链分工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尤其是今年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危机的双重夹击下，人们在诸多领域越来越热衷于讨论“逆全球化”的问题，一场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也由此开始加速展开。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

瑞银投资银行研究部中国和亚洲经济师邓维慎就深刻感受到了全球产业链发展最近几年来所经历的变化。他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从市场的角度去看，全球产业链重构目前呈现出几大特征：

第一是经济基本面生产要素、生产效率的比较优势所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在持续发展;

第二是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跟产业链重构相结合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三是全球产业链合作、贸易合作似乎渐渐地走出了蜜月期，人们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贸易摩擦、关税、科技准入限制、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扰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这些趋势的相互交织也影响着全球宏观经济和市场。

邓维慎指出，“接下来这些趋势依然会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市场的力量是自然的，企业对于生产效率的追求，消费者对于优质优惠产品的追求以及人们对于绿色发展的追求，将持续成为产业链发展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非市场因子的影响不会轻易消失，接下来企业经济体还是需要有准备去面对这些非市场因子、各种限制所带来的挑战。”

邓维慎特别提到了美国总统拜登近日签署的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意图促进半导体企业回归和提高在美产量，以帮助美国在生产先进芯片方面领先世界，并不惜以立法的极端形式推出了反市场化、反全球化的产业政策。

类似的例子还有拜登同月签署的《2022削减通胀法案》。在该法案中，美国政府为7500美元电动车退税政策设定了“本土制造”的门槛，不仅要求汽车本身在美国组装，同时也要求电池所用的原材料也得有一定比例源自美国本土或美国的自贸伙伴。在新规明年1月1日生效时，满足条件的电池原材料比例需达到整体电池价值的40%，到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至80%。

深耕汽车行业多年的瑞银中国汽车研究主管巩旻表示，当前这一刻我们能够看到，在政策方面中国的政策本身正变得越来越开放，从2018年开始降低了汽车的关税，然后到今年也彻底废除了对于合资企业的股比要求;相反，在西方市场尤其是在美国，政策正在越来越多地从自由贸易转向本土保护。

产业链重构下中国企业处境如何?

中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无可争议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面对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中国制造业企业显然也亟需作出一系列变革以拥抱未来。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长期以来，我国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势，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诸多行业形成了显著规模和配套优势。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前期不少企业仍然分布在中低端环节，产业控制力和影响力偏弱，仍需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端的跃升。

对此，邓维慎指出，中国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2000美元，但挑战也同样存在。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对比2010年减少了约4000万，虽然当前劳动力依然充沛，但是从一个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依靠低成本高劳动力密集度的发展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当然，邓维慎看到更多的，还是可喜的一面：中国经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在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上已经具备优势。另外，中国的产业链也相当完善。

“这次疫情之后，之所以中国能够快速恢复，为全球在整个产业链扰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提供有力的供给，这与中国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有紧密的关系，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规模优势，从生产端的角度去看，一个新的产品只要是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产品，那么企业就能马上获得巨大的市场支持，这个巨大的市场能够为企业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带来巨大的空间。”邓维慎指出。

巩旻则以汽车行业为例介绍称，中国在电动车方面目前的产业链优势是巨大的，就今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已占据全世界电动车产销的60%、电池的70%、电池材料的80%。这样一个规模优势本身已经建立。

巩旻表示，某种程度上之所以这些产业链往中国聚集，这背后其实有一个规律——寻求要素洼地。到目前为止中国一切的制造要素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资本开支以及各种生产元素的成本，还是要比欧美更低。某种程度上西方政府试图把欧美企业搬回去的行为，等于是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而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必然得付出大量的补贴和其他手段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最终都不一定能够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

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管朱正芹则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表示，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其实对资本市场也存在一定影响。

从资本市场来看，过去几年世界各地的主要证券交易所，都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步伐来推出最能够支持他们服务对象的相应规则。在中国市场上，过去几年推出的科创板、目前仍在推进中的主板注册制改革，还有针对专精特新的北交所的设立，其实都是为了来配套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中国正越来越聚焦智能化产业，包括高端制造等方面，并以此来提供相应的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服务。

朱正芹表示，在境外投资方面，早些年外资的涌入可能更多的是用技术换市场，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现在，很多的国际公司再来中国布局，他们的目标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一些电动车生产商在上海建厂，其实就不纯粹是为了争夺中国市场，我们整个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布局，也令他们愿意把大的生产基地放在具有产业集群效应的地方，所以中国很多产业链在全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也会引导外资跨境并购的行为发生变化。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对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不仅仅会涉及到如何引进来，也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利好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期待在另外一片天地寻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并复刻国内市场高速增长的奇迹。那么，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产业链的国际化战略，又会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朱正芹指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多的产业链上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优势。中国目前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并从中国制造开始转向中国‘智’造。”

朱正芹表示，例如在2016-2017年，当时有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地产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是比较分散的，大多以追求财务收益为主，当时很多企业的现金流非常充裕，想要做一些分散化投资，但方向性并不是特别明显。

而如果你回顾过去这几年，再去看海外收购扩张的话，其实主题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基本都是为了填补自身在某些产业链或者上下游上的缺点和空白，然后收购一些具有一定技术特色的公司来提升自己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甚至于本身在国内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将进一步在海外设立更多的运营和布局。

此外包括许多电池厂商也有在海外设厂的计划，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要扮演全球产业链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海外投资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邓维慎近期曾前往越南进行考察。他表示，他观察到的一个例子特别具有代表性：一家知名中资企业参与建设的越南最大海上风电项目，最近成功启动了风机的安装。风机是中国制造的，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设备和装备接下来将在这个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将会为越南的许多制造业企业提供清洁能源，而这些制造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将会投入到全球市场里去，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这种案例将来也料将会越来越多。

在汽车领域，巩旻指出，我国在汽车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超过了200万台，今年大概率会超过300万台，约占国内产量的15%左右。中国今年很有希望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即便早些时候有着疫情和缺芯危机的考验，中国的产业链依然韧性十足。

巩旻也指出，对于国内车企而言，当前也依然存在一些挑战。例如，中国的品牌对于全球的消费者来说相对比较陌生，建立品牌效应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此外，从全球近来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来说，关税只是其中的一方面，除了关税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其他限制因素，例如欧洲就特别看重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美国则采取了上述提到的一些不是特别友好的政策，这些依然将构成一定的挑战。

未来展望：中国外贸和企业何去何从?

过去两年，在全球疫情冲击中，中国的外贸既为全球提供了有力的供给，也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支持。而展望未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贸易发展走向会如何?宏观政策应作出哪些引导呢?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布局呢?几位嘉宾对此也都各有真知灼见。

邓维慎指出，从宏观政策上，我想首先最重要的是鼓励创新，在现有的国际形势和竞争格局下，创新可以说是产业突破的重要法宝，中国经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规模优势一旦实现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就能够很快地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增长点。

其次，要持续开放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参与者，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持续地开放带来的竞争也将能够刺激产业链本身的升级创新和发展;

第三，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其实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都迫切需要中国经验和中国优势，应鼓励中国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中，去为全球产业链重塑提供中国动能。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朱正芹表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在整体产业链重塑的大格局之下，要先练好自己的内功，让自己在整个全球的产业链里不断的升级，一路往上走，走到更核心更领先的技术阶段。

朱正芹表示， “这样整个利润率影响力才会更大，我们要继续开放，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方向，因为中国市场的14亿人口，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高端制造，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集群，我们还是要力争把中国市场做好，并更积极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去，补足自己在产业链上的不足，提升竞争力，然后去赋能其他经济体，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分到一杯羹，真正厉害的全球化公司最后都要走到这一步。”

而对于更为细分的汽车行业，巩旻同样信心满满。他表示，“我觉得在汽车业这边的话，现在中国的整个产业，其实已经在很多方面在引领着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我们未来的对策其实应该是进一步的开放，同时在低碳等领域做更多的尝试，这对于全世界都有好处。”

对于当前西方部分经济体兴起的逆全球化潮流，巩旻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除了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数十亿人口，还有60%的人口生活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和较贫困地区。

巩旻表示，“目前为止，作为汽车市场来说，这些新兴经济体和较贫困地区每个市场分开看确实谈不上特别大，但是我们怎样帮助这些国家也进行电动化转型，从而实现科技的‘民主化’，就像当年智能手机的普及一样，值得我们深入考虑。如果到最终，在西方追逐去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拥抱了全球化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反而是站在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这一边。”